许保元
（曾担任昆山县政府副县长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）
以集体经济为主，以乡镇工业为主，以市场调节为主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以这个“三为主，一共同”为特征的，就是“苏南模式”。最初是叫“苏州模式”，因为起步是在苏州地区。
昆山发展乡镇工业，
始于横向联合，
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。
80年代初
县里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，县属企业较大规模的有化工厂、化肥厂和纺机厂（那时还叫通用机械厂）。这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体制，只需稳定市属工业就可以了，主要精力是抓大量的乡镇工业企业。昆山的乡镇工业，在全苏州地区还是比较落后的，一直是倒数第二位左右。当时的大环境县一级主要精力还是抓农业，农业始终是第一位的。80年代初，当时陆家镇与上海联营一家服装厂，也是一个不成规模的小厂，后来被县里发现，大会小会批，扣上了“扰乱人心”的帽子，结果是厂被关掉，相关人员还受了处分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思想不解放的例子。
年后
我从“五七干校”学习回来，被分配在通用机械厂任总支书记，后调回县科委工作。不久，我担任昆山县副县长，负责工业，配合县委副书记张雨林（分管工业）工作。当时，我们认为抓工业不能局限于几个县属厂，工业经济发展的潜力应该是在广阔的乡镇。
在调研乡镇工业的基础上，
我们排出了三个办工业的薄弱点，
即三个缺：
一是缺人才，二是缺资金，三是缺项目。
面对这样的状况，县里有人提醒：要抓工业还是抓县里的工业吧，抓乡镇的工业是不大可能的。
其实，
不仅是昆山，
在其他县里同样存在这种情况。
记得有一年，苏州地委开工业会议，各县的同志也都提出了这“三缺”情况，阻碍了工业的发展。经过调研和反复讨论，最后苏州地委统一了思想，认为现阶段的工业经济必须要抓紧抓好，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“苏州模式”。
“苏州模式”就是抓乡镇企业，发展集体经济，“温州模式”就是抓私营企业，全国就出现了这样两个经济发展模式。
按照这个思路，我们昆山用两个方式进行，一是县属工业按计划经济发展；二是乡镇工业经济可以走横向联营道路。虽然这是县委常委会讨论的结果，但在那个“以粮为纲”的年代，有些干部还是勉强接受。我们再三强调：昆山的工业发展不能仅仅靠三个国营大厂，而是要靠大量的乡镇工业，这样昆山的工业经济才能发展壮大。
为转变观念，请县委书记在县里召开的工业大会上作报告，倡导发展乡镇工业；并且着手解决“三缺”问题。人才是第一位的，如何解决人才，我们也是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，在全县各单位排查，只要有懂一点工业的人，就用起来。如果以后感觉不适合的，再调整。就这样一批批上，一批批下，矮子里拔长子，土法上马。硬是这样，为县里培养了一大批工业人才。
当时的昆山工业少得可怜，县委副书记张雨林在全县工业大会上提出：“翻一番转个弯，超过一亿关。”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笑话，怎么可能超一亿关，拿什么来超一亿关？那个年代GDP超一个亿是不得了的事。
大力发展乡镇工业，如何着手去做？
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，
我们提出一定要有样板，有典型。
但仍然是听的多、动的少，
大部分乡镇领导持观望态度。
当我们到石牌乡做工作时，时任石牌乡党委书记的陆泉兴，全力支持我们发展乡镇经济工作，陆书记一口答应，自己抓乡镇工业。我们听了陆书记的表态，心头一热，终于有乡镇要抓工业经济了。
还有一个是陆杨乡的宣炳龙，他是乡工业办公室主任，非常积极抓乡镇工业。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，在当时看来还是很超前的，也符合我们搞工业的想法。由于步子迈得快，还与乡主要领导产生了分歧。为此，我们专门与陆杨乡主要领导沟通，提出经济建设的步子快，也是为了乡里的发展，指导思想是一致的。陆杨的工业发展可圈可点，一条工业街全是厂家，相当气派，尽管是小厂，在当时已经是不容易的事。
第三个典型是城北乡。时任乡领导是王金华、余增荣。王金华活动能力强，别人借不到资金，他能借到，办起了不少乡镇企业。
年到年期间，
这三个样板一炮打响。
昆南的乡镇工业是后起之秀，昆南地区发展较好的是千灯镇，特别是千灯的线路板厂，影响力也很大。张浦有食品厂，周庄有造船厂、皮鞋厂。从当时的条件看，昆南比昆北的发展环境要好一些，但是昆北乡镇的干部走在昆南前面多一些。工业样板企业的树立，对昆山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同时县里也得到了实惠，首先是县里财政得到了增长，这是最大的效益。可以说，我们抓乡镇工业的时间，也就是这3～4年的黄金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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